引江济淮淠河总干渠渡槽桥获亚瑟·海顿奖

二、关于六经之教 黄玉顺：我还有一个更大的考虑。

林安梧：这我能理解，我看过你的一些文章。当然也有限制，有很多困境。

道、象、言的关系——道显为象，象以为形，言以定形，在我的理解来讲，中国的文化传统观，它很独特，我常常说它是一个象在形先的传统，而不是形在象先，所以我们这个象就不为形所拘。[26] 黄玉顺：他讲的母、子关系，就是有和万物的关系，其实就是我刚才讲的形上、形下的关系。林安梧：好像中国哲学很脆弱似的。林安梧：闽南话也还用这个字，你要存一下你的父母，这存就有存问的意思。这是很令人忧虑的事情。

群体生存的秩序建构，始终都在历史地变动。这个牌位可以很简单，天地国亲师或者天地圣亲师。盖公之言虽属黄老之术，然而亦可从儒家角度来解读，与《孝经》不肃而成、不严而治与所谓贵清静而民自定有一致性，其共同精神是让人民按自性行为，不必人为干扰。

然而政府毕竟资源有限，且只能从外部来监管，不可能完全了解社会自身的需要。这种好的群体习惯，能自然而然束缚绝大多数人。因此我认为，任何一个社会中的制度，都包括正式与非正式的两种，列表如下：   分类   内容   正式制度   法律、规章、政策等   非正式制度   风俗、习惯、传统等   显然，这里的非正式制度，与道德境界、道德自觉还有区别，不是以反求诸己和成圣成贤为特点，而是以风俗风气、道德规范、传统习惯等因素为主要内容。包弼德有关唐宋转型的研究，余英时及许多当代中国学者（章颖颖，唐琼）围绕着儒家伦理与中国商人精神的研究，狄百瑞（deBary,1998）对于中国古代家族自治、村社自治、教育自治的研究，近年来学术界关于中国近代早期公共领域的研究，都可以说证明了：行业的自治与理性化，不仅可以从儒家思想中得到有力支持，而且在中国古代社会中也有长久的实践，并不是什么新鲜的现代事物。

《孝经》认为天子应当具备爱、敬两种内在的美德，行为可为全天下效法。其中第7章概述孝之所以可以实现治，是因为这样做是则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顺天下。

  一方面，这些组织或机构虽然由政府投资、在政治思想领域受控于政府。不仅如此，儒家还会重视统治者自身以身作则来推行行业及社会自治。今人不禁要问的是，为什么圣人或明王之治有如此神奇的功效？我想原因有三：   一是因为圣王之治敬重天下所有人，即所谓敬其父则子悦，敬其兄则弟悦，敬其君则臣悦，敬一人而千万人悦（第12章）。从涂尔干的观点看，儒家的道德建设虽主要集中于家族、适合于传统社会，但未必不可像罗马时期的家族伦理延伸到行会和工业企业中来。

由于唤醒人民的道德意识和主体性正是在《孝经》的重要思想，我们可以说，《孝经》从根本上是有利于现代社会的自治的。我将试图说明：各类企业、公司、学校、出版社、媒体等法人单位实体的自治与理性化发展，才是当代中国最值得关切的问题之一。是以其民畏而爱之，则而象之（第9章），因严以教敬，因亲以教爱（第9章），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  [德]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载马克思、恩格斯撰，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史达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如果政府不了解市民社会自身的内在要求，不尊重市民社会自身的逻辑，将会破坏市民社会的健全成长，伤害社会肌体的正常发育。  李熤煜：〈当代中国公民社会研究综述，《北京行政学院学报》第2期（2004年）。

  黄开国：〈论儒家的孝道学派——兼论儒家孝道派与孝治派的区别〉，《哲学研究》第3期（2003年）。  张婧、丁社教：〈从托克维尔到哈贝马斯——探寻市民社会的特征〉，《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3第4期（2014年）。

第9章讲圣治，以周公为典范，其内容包括德义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观，进退可度，以临其民，这种至德的效果是其民畏而爱之，则而象之，所以能实现大治。  还有一种狭义的市民社会定义，把市民社会主要等同于非政府组织（NGO），或公民结社（associationsorcivilassoiations）。  由上可以理解，孝治背后蕴含着家族自治的逻辑，这一逻辑可自然延伸为社会自治和行业自治。大体来说，笔者认为，17世纪末、18世纪初形成的现代市民社会，本是指欧洲中世纪以来从封建束缚和血缘纽带中走出来的由自由民（bourgeois，包括商人、手工业者、自由民或第三等级等）所构成的社会，它的最大特点有二：一是超出了血缘关系纽带，二是与国家相对区分。（第7章）   三是因为圣王并非诉诸说教，而是以身作则，让人心悦诚服。比如《中庸》讲舜、武王、周公大孝或达孝，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第19章），敬其所尊，爱其所亲，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第19章），最后讲圣人之道，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第27章）。

  四、孝治与行业-社会自治   现在，我们也许可以分析一下《孝经》中的孝治思想。又比如中国目前大多数医院也是国营性质的，但不等于这些医院的根本任务不是治病救人，这个任务本质上是非政治性的。

另一方面，他也不得不发展出新的道德模式。同业公会通过对其成员的道德教育，让人们有了自觉的能思考的伦理，让其成员和工商业获得了力量和尊严。

信仰团体如宗教机构也应纳入此范畴。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所以东西南北、无思不服。

对于诸侯、卿大夫、士的要求分别体现为不骄不溢、效法先王、忠顺事上等，相比之下这些美德就显得比较次要一些，或者可看作是爱、敬这两种美德的自然延伸。  [关键字]孝治 市民社会 社会自治 一、引言：市民社会问题   不少学者论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市民社会的发展。  涂尔干主要讲述在大工业兴起彻底冲破了传统道德规范的情况下如何重建社会道德的问题——这也正是前文所谓市民社会（包括各行业）的自治和理性化问题，他认为希望在于通过法人团体（corporations，每个法人团体代表一个职业群体[professionalgroups]）来承担起社会道德规范的使命，不过法人团体不能再像罗马和中世纪时期那样局限于城镇和地方性的习惯（这是它在大工业时代被摒弃的主要原因），而应扩展为全国性的、不受地域限制的职业群体。虽然一开始，法人团体是按照家族模式塑造出来的，仿佛不过是家族的一种新的、扩大了的形式。

  根据我们前面提到的涂尔干的思想，从传统的家庭、家族到现代的企业、法人团体，都是借助于群体的习惯来实现对于人们行为的规范。又指出：我们之所以认为它（指法人团体——引者）是必不可少的，并不在于它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而在于它对道德所产生的切实影响。

本文将涂尔干所说的市民社会的自我管理称为市民社会的理性化。一般认为，市民社会（拉丁文写作civilissocitas，其中societas是协会、结社、联盟的意思）一词最早出现于14世纪的欧洲，其含义可以追溯到亚里斯多德、西塞罗有关城市文明共同体的概念，从洛克、亚当·福格森、卢梭、康得到黑格尔、马克思、葛兰西、哈贝马斯、普特南等，直到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东欧市民社会运动（Berhard,Shils），市民社会概念的含义有一个漫长的演变和发展过程（Ray。

所谓先之以博爱、陈之以德义、先之以敬让、导之以礼乐、示之以好恶（第7章），言思可道，行思可乐。而对于未来的法人团体来说，则要发挥更强大、更复杂的作用，因为它的范围扩大了……我们必须确认互助双方之间的团结感，确认精神和道德之间的同质性，这正是职业相同的人们最容易做到的。

下引只注章名）合乎人的天性的孝行还包括包括谏诤在内，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第15章），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第17章），唯此方能使上下相亲，人人和悦。  （一）《孝经》结构分析   今本《孝经》共18章，其中第1章提纲挈领，讲到了本书的主要内容为三个方面：一是至德，二是要道，三是孝行。而精神上的自立必须借助于道德自觉。  [摘要]本文从市民社会的角度探讨儒家孝治思想的现代意义。

涂尔干并不是从自由主义立场，而是从传统道德如何重建这一角度看来市民社会的自治和自我管理问题。民怨则国家有缓急，虽赏之而不为用。

不过他与托克维尔等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是以现实的法人单位（corporations，中译本译为法人团体）而不是自愿性社团（associations）为探讨对象，更加贴近于本文中的市民社会之义。所以《孝经》也代表了一种内圣以实现外王的立场。

这使人想起《中庸》讲君子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第26章），不赏而民劝，不怒而民威于斧钺（第33章），笃恭而天下平（第33章）等说法。政府执政过程中稍有不逊，即容易引起各方面的矛盾和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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